《牛津词典》网站公布了2019年度词汇——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这个词的使用频次在2019年呈现百倍增长。“气候紧急状态”被定义为一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缓解或遏制气候变化,以避免引发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的状况。
2019年,公众对气候科学的高度认识,以及对世界各地社区造成的无数影响引发了对联合国秘书长所称的“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声势巨大的讨论。
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不仅仅是这类对话的澎湃声浪。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明确表达有关气候的信息和想法时使用的语言有明显的升级。
相关数据
对牛津语料库(the Oxford Corpus)中收集的语言数据的分析显示,climate emergency一词的使用迅速上升,从相对默默无闻变为2019年最突出、最受争议的一个术语。
在2019年期间,短语climate emergency一词的使用急速增加,到2019年9月,已经是前一年的100多倍。
词汇climate(气候)一直是2019年的中心话题,并在一些重要的短语中出现,但climate emergency脱颖而出有很多原因。从统计学上讲,这代表了单词emergency使用的新趋势。
在2018年,climate通常不会成为前位词来修饰emergency,而人们所写的紧急情况中最热门的类型是health、hospital和family。这些都表明在非常个人的层面存在着严重的紧急情况,通常与个人健康相关。单词emergency也会经常出现,如在state of emergency(紧急状态)一词,表示在管辖范围内对紧急情况的一种法律声明。但是,随着climate emergency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些新情况,一种将紧急情况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做法,这超越了那些更为典型的用法。
在2019年,climate emergency超过所有其他类型的紧急事件,在有关紧急事件的报道中它以巨大的优势成为报道最多的事件,比第二位的health的使用频率多三倍多。
查看与climate搭配的对应组合词的数据,climate crisis(气候危机)和climate action(气候行动)二者都入选2019年牛津年度词汇候选名单,它们与climate emergency一起作为本年度最典型用以修饰climate的词汇,记录在我们的语料库中。
这一数据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2019年人们的语言选择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转变,这是一种意识上的强化,挑战众人的语言使用,以一种全新的严肃性和更大的直接性重新组织对“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的讨论。
使用背景
这种语言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英国《卫报》5月份在报道环境新闻时所做的改变。该报称更愿意用“climate emergency、crisis或breakdown”来描述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而不仅仅用climate change。这一转变促使其他媒体重新审视和更新自己在气候报道方面的政策和方法。
《卫报》主编Katharine Viner概述了这些术语的变化,她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在科学上是精确的,同时也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与读者明确沟通。例如,短语climate change听起来相当被动和温和,而科学家们正在讨论的是全人类的劫难。”
2019年,有关气候的科学报道中的语言选择对这一转变已经产生影响。随着严谨的科学分析报告的发表,如果人们不采取行动,将给世界各社区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全球变暖1.5ºC的特别报告——越来越多的气候科学家敦促他们的同行,在传播自己的研究时要“实事求是地说”。
最近发表在期刊Bio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由来自153个国家11258位科学家联合签名,文章认为“科学家们有道德义务明确警告人类任何灾难性威胁”,并通过呈现他们的研究来“清楚和明确地宣布地球正面临climate emergency。”
今年政界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国家司法部门正式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在2019年4月28日,苏格兰首席部长Nicola Sturgeon在党代会讲话中代表苏格兰政府首次宣布进入国家climate emergency。随后,英国、葡萄牙、加拿大、法国和阿根廷等国家迅速发表官方声明。这一举动被比喻为将一个国家置于“战时地位”,表明了将气候行动作为政府政策核心来应对紧急情况的决心。
反气候紧急事件
2019年,climate emergency显著上升的使用也引发了人们对其作为当前环境状况描述价值和有效性的争论。
在许多管辖区已经宣布气候紧急事件时,有些地区反对正式宣布,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措辞的强硬会疏远而不是激励公众,而公众的支持正是预防灾难所需的。例如,在加拿大,圭尔夫市议员狭隘地赞成使用“acknowledge a climate crisis”,将动议的措辞从“declare”改为“acknowledge”和“emergency”改为“crisis”,以求找到共识基础。
对于越来越多有关climate emergency的“善意”声明所带来的影响,人们也感到震惊。例如,作家Arundhati Roy在2019年5月Arthur Miller Freedom to Write(《亚瑟•米勒写作自由》)演讲中,她观察到围绕气候变化的词汇越来越“军事化”。她对气候紧急事件的正式化表示担忧,认为将“排除世界大部分地区做出决策,将决策直接放回同样的嫌疑犯的老巢中”——几十年来忽略气候变化或从中获利的权力中心。
虽然有些人承认climate emergency,但仍对语言选择表示担忧,但一些科学界人士质疑climate emergency作为一个恰当术语是否有效。例如,一个名为气候情报基金会的组织在2019年9月气候行动峰会期间致信联合国秘书长,信中认为“不存在气候紧急事件”。自全球气候科学权威机构揭穿这封信以来,它就一直因利用争论而饱受批评;然而,这类争论还是促使climate emergency一词的兴起和传播,使之成为2019年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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